作者：老唐子
演武街较场坝“演武”、“较场”者，皆因武则天创“武举科”后而派生出的地名。嘉城演武街之名可追溯到明代，有明《嘉定州志》为证：“演武场，旧在高标西塔前，水涸则于沙坝。”意思是说，大水天时，操扁挂的弟兄伙在城西白塔街上头舞枪弄棒；小水天时，则到河边沙坝上跑马射箭，既联通又移动。
但到万历十五年（年），众弟兄不想移动了，当局便“改城北四里关王庙南，易民地迁丘墓为之。”来了个“土改”加“墓改”。从此直到明末，做了五、六十年的打斗场子。也从那里走出了一个武进士杨展，后成为在彭山江口火烧张献忠的名将。那时的演武场有兵哥哥的营房，其南临府河为兵营大门，“营门口”地名随之产生。老乐山人说不来普通话，营门口便念成了“爷门口”，弄得80后不明就里，以为那塌塌操扁挂的弟兄伙爱称自己是“大爷”，实在是逗错了膀子。
清代，演武场又移动了，一移就移了个七、八里地。清《嘉定府志》载：“演武场，在会江、迎春二城门外。”又移到河边沙坝上跑马射箭了。这一动就生了根，直到清末二百余年，前前后后从那里走出了数十名武举人和一名武进士。
演武场在“停武科奉时废，俗称校场坝。”（民国《乐山县志》）实因演武场又称“较场”。《辞源》解释说：“校场，操演或比武的场所。”就是拿起刀棍摆架子较量较量的意思。故演武场也罢，校场也罢，其意一也。
至于校场坝何时得名，清《嘉定府志》中有一条线索，志中录嘉庆年间办的九峰书院章程中提到书院办学经费来源之一为“郡城外校场坝屋租”，可知其地称校场坝当不晚于嘉庆年间，同时还知道那时的校场坝房产还属国有。
校场坝后来变为民有，至于如何变为民有，民国《乐山县志》自有说法：“演武厅在迎春门街城门外，厅前即较场坝，周围皆官地。袁世凯通令变卖官产，遂归人民承买分散为民有，较场改作商场矣。”袁世凯也搞国有资产私有化了，流失与否，不得而知。
晚清至民国，较场坝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光绪二十三年（年）端午嘉城大火，延烧余家，较场坝首当其冲。“8?19”日机大轰炸，校场坝瞬间化为灰烬，叶圣陶家人正好遇上，目睹其惨状，哀叹不已。
至于位于城北的明代演武场到清代虽然不再是演武场，但由于地处乐山北上成都的交通要道上，便逐渐形成了一条街道，那名儿寄托在新生的街道上，演武街之名便应时而生并留传至今。只是“营门口”的地名只能从真正的乐山爷门口中听到了。
海棠湾
海棠湾之名，初见于清《嘉定府志》，志载：“海棠湾，城内。”惜墨如金，就两字。不过也道出了它在明城之内，有点老资格。海棠湾其名实因海棠山而来，海棠山是嘉州城内仅次于高标山的名山，早在宋代就见于史籍。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海棠山，在石碑山上，周回皆植海棠，花时太守必宴赏。花片飞坠，自溪流入城中。”明万历《嘉定州志》进一步说：“州治枕海棠山，接高标之脉。”清《嘉定府志》补充道：“海棠山，郡治后稍西，地富海棠，为郡僚宴赏之地。”也就是说，海棠山就在州府衙门的后背，清以前，海棠花海多海多，是春暖花开时州府公仆们办“官家乐”的地方。
官家乐建筑自然远胜农家乐，故海棠山上有高楼崇阁名“望云楼”，《乐山县志》载：“望云楼，城内旧府署西，以望瞻云峰而名。”大诗人陆游在嘉州代理知州时，晚饭后散步，时不时的要登登楼打打老饮食。消化系统运转得好，便能呤得几首诗来，什么“晚登望云楼”、“望云楼晚兴”等，其实都是吃饱了撑出来的。
那年头，衙门头的事儿不多，陆游先生就搞搞业余考古，去挖衙门后海棠山上的崖墓去了。不过他先生在考古上很业余，自以为是的把崖墓当作了神仙洞府对待，还认认真真地写了篇名为《藏丹洞记》的考古简报，把挖出来的云母、硫磺等墓祭品当作“金丹之余”，上交政府保管。这且不说，他在简报中一开头就说：“汉嘉郡治西偏，望云楼东，有石穴。”准确无误的指明了望云楼在嘉城内的地理位置上。简报最后下结论说：嘉州“西望三峨，东带大江，山川秀杰，盖宜为仙真炬药腾举之地。”嘉州成宜仙城市了，很给力。
到明代万历时，继承宋代办官家乐的传统，海棠山上又新建了桂花楼，其后又改名为颇受文人垢病的“甘棠楼”，尽管知州钟振题“海棠香国”于楼张扬着嘉州香海棠的名声。到清代，甘棠楼又改称桂花楼，回复旧名。清《嘉定府志》还不客气的把这桂花楼画到了府署内山顶上。湖南名士陶澍于嘉庆十五年（年）造访嘉定府衙，有文道：“府署桂花楼，山川风景四顾在目，有横榜书‘题作西南第一楼’七字，放翁句也。”张冠李戴，陆游夫子阴魂不散也。
民国时，海棠山名犹存，到今天，其名则悄然无声，只海棠湾名见于古城墙下，保留至今。作为建筑的桂花楼则早已在嘉城中蒸发了，但作为地名的桂花楼却人所周知——虽然常使人想到那地头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看守所。
老霄顶月儿塘嘉城民谣地名“十不得”中，有“好个老箫吹不得——老霄顶”。这老霄顶因霄与箫同音，就让搞怪的乐山人调侃了一番。
老霄顶之得名早已有解，道是该山顶有老庙子一座，叫神霄玉清宫，人们认定了那个“霄”字，便叫做了老霄顶。乐山人爱弄些愣怪头怪脑的名儿，此为一例。
名儿有点怪，但自古以来，老霄顶就是嘉城主山，早在北周时，山上就建有弘明观，号称道教名山。唐代改名开元观，北宋张君房记其形胜道：“开元观在层岗之上，下眺城邑，俯视江山，二水回潆，众峰环抱。”评其为“郡中之胜”，并非虚誉。有意思的是，张君房只说了那道观在“层岗”之上，却没说那层岗叫什么名字。直到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才叫出了山的大名——高标山。
经元、明，到清康熙时，高标山或写作高幖山，以“幖”代“标”，解释到，开张两翼，形如旗帜，故名高幖，迷信于那个“巾”字旁，弄得王码五笔很郁闷。其实，“标”字本身就有“旗帜”之义，改“标”为“幖”，实在是画蛇添足。故咱们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写道：“在我考试期中我们时常去游城内的高标山。山在城内西部，那和它的名字所指示的一样，实在是高标在一切之上。”用“标”不用“幖”，仍写作高标山，并解着旗帜高高在上之意。什么幖不幖的，一边稍息。
再后，高标山叫做老霄顶了，其得名的时间应是在郭沫若就读嘉定府中学堂之后，也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了。到抗战时，内迁乐山的武大学生写回忆录，就是老霄顶老霄顶的没个完。这倒好，乐山人不再叫高标山从而免除了地方文人无聊的“标”、“幖”之争。
这个事儿完了，老霄顶下的地名月儿塘的“儿”、“咡”又在扯皮。地方文人说，月儿塘的“儿”发阴平声，是儿化韵音节，写作“儿”字不对，得另用一个“咡”字方好。于是“月咡塘”见于老霄顶下，连带“牛咡桥”、“河咡嘴”、“塘咡湾”等等都出现在嘉城之中，街头巷尾“咡”字一大片，真算得嘉城一大景观。
其实，郭沫若早就不信什么“咡”的。他在《我的童年》中写道：“他（郭沫同学吴尚之）的家就在月儿塘的丁东街。在城内是很有名的地点。那是在文庙的附近。文庙前面有两叠半圆形的泮池，池畔是砌着红石栏杆的。就因为这泮池的原故，在那文庙附近的区域就叫做月儿塘。”书中另有几处提到月儿塘的地方他都写作“月儿塘”。超一流的古文字学家都认“儿”不认“咡”，当下的乐山人还自作聪明地去玩啥子“月咡塘”啊。
白塔街
明代留下的老街名，白塔街是其一。明万历《嘉定州志》载：“白塔街，西城塔下。”原是因白塔而名。白塔在玉凤山上，故称玉凤塔。民国《乐山县志》说塔建于宋：“白塔街浮图在高标山右，近城堞，宋时建。”又说“塔砖记宋大中祥符字”，“大中祥符”为宋真宗年号，可知白塔建于年至年间，明代因之有白塔街之名就不奇怪了。
白塔的模样儿在清《嘉定府志》的“府城境图”、“乐山县境图”和“九峰书院图”上可以见到，巍然九层，屹立玉凤山巅（医院住院部）。童年郭沫若年初到乐山城，白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玉凤山紧临高标山，他便误认为是“高标山上的塔”。
在郭沫若初见白塔的10年后，白塔在“民国三年，经众议拆毁”（民国《乐山县志》），看来，多数人也会干坏事。不知是什么原因，拆毁白塔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文幼章传》有一段记载或可提供线索。文中说，文幼章的小院“上面岩壁上立着一座九层高的白色古塔，下面的白塔街就因它而得名。据传说白塔具有不祥的魔力，凡是被白塔的阴影笼罩的人，都要断子绝孙。”或许，那白塔成了塔下无后的居民们的魔咒，断子绝孙的恐惧埋葬了一座宋代白塔。白塔没了，“昔名白塔街今改名凤翔街”（民国《乐山县志》），彻底与白塔划清了界限。于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民国《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上，我们就只能见到凤翔街了。
至于凤翔街取名当与玉凤山相关，玉凤山为高标山左翼，而“高标山左右张两翼如翔凤”（明《嘉定州志》），“凤翔”之意因之而来。
不管断不断子，绝不绝孙，有白塔时的白塔街还是出了名人，如文幼章就是出生在白塔街上的一名洋人，他年出生时的小院（白塔街旧号）至今还在原地保存着，与街边上的教会礼拜堂一起，成为嘉城中难得的文物古建筑之一。没有白塔的白塔街也出了名人，那就是昝云龙，年出生的他现今已是中国著名的核电专家了。
九叶诗人陈敬容对白塔街最有感觉，她在《街》一文中说：“在故乡的许多条街上，我特别喜欢一条叫白塔街的。那条街很长很幽静，中间有一段有墙无屋，可以望看凌云山的大佛像，和佛脚下来往的帆影。在春夏晴明的日子，又可望见峨眉山上的溶雪，在日光下闪映出各种美丽的颜色，有时绿，有时紫，有时蓝……”
抗战时，白塔街很摩登，街上教会办的敬德女校的四层楼房，成为内迁乐山的武大女生宿舍，人称“白宫”，武大三女杰之一的凌叔华也曾寄居在白塔街林家。就读于武大的章心绰在《武大乐山见闻》中记到：白塔街“街不宽，但宁静，有教会、青年会、小学、女生宿舍、医院等。来来往往的行人，多是女大学生、小学生、教师们、医生们、教会人士等。有人说，这是一条祥和的街。”用今天的话来说——白塔街，文明一条街。
陕西街从嘉城水西门往老霄顶的一条老街，叫陕西街。早先，在明代的时候，叫书院街，大约是因那条街上有一处称为“三峨书馆”的书院。街北头依老霄顶西坡，有寺名万福寺。民国《乐山县志》载：“万福寺在高标山右。建置最久，祀炎帝。城内炎帝会诸庙，推此庙为第一。”当年，嘉城最有名的炎帝“大老爷”的行宫就在万福寺（炎帝本庙在泌水院），炎帝大老爷不喜欢呆在本庙，喜欢行宫，故每年有十一个月都住在万福寺，而本庙仅有一个月的停留。因此，在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早期，农历五月间一搞炎帝会请“大老爷”出宫，陕西街就热闹非凡。
清代，街上新建了一所会馆——秦晋公所，是外来的陕西人和山西人联合建立的，故有此称，或名山陕会馆、陕西会馆，实是一会事儿。乐山的老百姓对老陕的印象更深一些，便更多的把它叫做陕西会馆，陕西街也因之而得名。清末民国初，陕西街的亮点就是这秦晋公所，别的不说，公所的“会馆戏”在嘉城就十分的牛逼。就读乐山的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就记载说：礼拜天，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戏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由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为了争这高脚长凳，郭沫若还与人大打出，名扬嘉城。
抗战时，陕西街因名人的进出而光耀史藉。先是主管乐西公路修筑的乐西公路办事处设址于陕西街上的“八角洋楼”。在修筑乐西公路的几年间，中国第一代公路精英赵祖康、孙发端、张佐周等怱怱行走在陕西街上，给乐山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4月，为了落实蒋介石“限期通车”的命令，赵祖康在八角洋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布置乐西公路赶工方案。期间，赵祖康夜临大渡河，面对中华大地山河破碎、家人分离的情景，呤诗一首道：“大渡河头月影流，苍茫独立四山愁。涛声令人归心去，直下渝州傍翠楼。”与当年同样是“下渝州”的李太白完全是两样心境。
其时，西迁乐山的武大教授、另类才女苏雪林也租居在陕西街一处名“让庐”的楼房中，一直到年。一条陕西街在抗战八年中，一直有着苏雪林的身影。且就在这陕西街的让庐中，苏雪林迷上了屈赋，并倾其半生之力。其独立特行的研究方法和成就，使她成为中外闻名的屈赋专家。其独特之处，正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那时，与她一起号称“武大三女杰”的袁昌英、凌叔华或与她同租住一楼，或与她比邻而居，陕西街一时文风炽盛，大有名人街的风貌。只可惜“让庐”等旧址不存，陕西街文气尽失焉。
学道街大十字往东至福泉门为学道街，福泉门没了，得再往东至当代新搞的滨江路才算了。这学道街在明代叫馆驿街，是因送来迎往的凌云驿在那个地头的缘故，这在明《嘉定州志》中有载。清代始称学道街，其得名，是因那大街上有一个“学政”监考的试院（今曰考场）。清《嘉定府志》明说：“学政试院在福泉门内大街。”在天朝科举制度下，学政这样的高官很受天朝读书人的尊敬，故尊称很多，诸如“学道”、“学台”等等，不一而足。学道街便取“学道”而名。
清嘉庆十年（年），在知府宋鸣琦主伙时，上川南道治所迁到了雅安，试院迁到了原川南道署（今道门口的老公园），“前试院则改为会府，故学道街更名会府街。”（民国《乐山县志》）又说：“清会府，福泉门内九龙巷右侧，旧试院也。”三说：“旧学政试院在福泉门内大街，清季之会府也。”反复说试院那塌塌变成会府的地盘了，完全是在为会府街得名作解释。
此外，在清《嘉定府志?府城境图》和《乐山县境图》上，福泉门内街上都绘有“会府”建筑示意图，可见会府的存在及其重要的地位，也旁证了会府街得名的由来。百年后，会府在“民国初废，今为民居。”（民国《乐山县志》）但会府街的街名却留了下来。
这会府与试院并非如一些人说的是一会事儿，而是嘉城府、县文武官员和地方士绅每逢皇帝、太后生辰及重大节日时举行朝拜、庆典之所。这在成都、宜宾的古书有记载，说成都会府内还悬挂有九龙横匾，上书“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11个大字；说宜宾会府门侧挂“虎头牌”，上书“会府重地，闲人免进”。成都、宜宾因之都有会府街。
如此，学道街有试院时，名学道街；在试院迁走改建会府后改名会府街，恰如民国《乐山县志》所言。也就是说先有学道街，后有会府街，而不是相反，改名时间当在年之后。民国《乐山县志》街道图上，大十字到福泉门的大街标明的就是“会府街”。但学道街之名一直没丢，民国时，两名并存共用。现在，人们则只认学道街了，看来人们对考场的记忆远胜于给皇家唱颂歌的会府的记忆，以至于乐山城也像成都、宜宾一样有过“会府”的历史都无人提及。
至于街东头临岷江的福泉门在明代是叫定波门的，为明代嘉定州十座城门之一。福泉门好不容易保留了四百多年后，却在民国十六年（年）当局“创新市政，兴修马路”的“旧城改造”下被改得没得底底了，临江的古城墙同时也遭了灭顶之灾，嘉州古城的不归路也就从此开始。
陕西街从嘉城水西门往老霄顶的一条老街，叫陕西街。早先，在明代的时候，叫书院街，大约是因那条街上有一处称为“三峨书馆”的书院。街北头依老霄顶西坡，有寺名万福寺。民国《乐山县志》载：“万福寺在高标山右。建置最久，祀炎帝。城内炎帝会诸庙，推此庙为第一。”当年，嘉城最有名的炎帝“大老爷”的行宫就在万福寺（炎帝本庙在泌水院），炎帝大老爷不喜欢呆在本庙，喜欢行宫，故每年有十一个月都住在万福寺，而本庙仅有一个月的停留。因此，在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早期，农历五月间一搞炎帝会请“大老爷”出宫，陕西街就热闹非凡。
清代，街上新建了一所会馆——秦晋公所，是外来的陕西人和山西人联合建立的，故有此称，或名山陕会馆、陕西会馆，实是一会事儿。乐山的老百姓对老陕的印象更深一些，便更多的把它叫做陕西会馆，陕西街也因之而得名。清末民国初，陕西街的亮点就是这秦晋公所，别的不说，公所的“会馆戏”在嘉城就十分的牛逼。就读乐山的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就记载说：礼拜天，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戏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由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为了争这高脚长凳，郭沫若还与人大打出，名扬嘉城。
抗战时，陕西街因名人的进出而光耀史藉。先是主管乐西公路修筑的乐西公路办事处设址于陕西街上的“八角洋楼”。在修筑乐西公路的几年间，中国第一代公路精英赵祖康、孙发端、张佐周等怱怱行走在陕西街上，给乐山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4月，为了落实蒋介石“限期通车”的命令，赵祖康在八角洋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布置乐西公路赶工方案。期间，赵祖康夜临大渡河，面对中华大地山河破碎、家人分离的情景，呤诗一首道：“大渡河头月影流，苍茫独立四山愁。涛声令人归心去，直下渝州傍翠楼。”与当年同样是“下渝州”的李太白完全是两样心境。
其时，西迁乐山的武大教授、另类才女苏雪林也租居在陕西街一处名“让庐”的楼房中，一直到年。一条陕西街在抗战八年中，一直有着苏雪林的身影。且就在这陕西街的让庐中，苏雪林迷上了屈赋，并倾其半生之力。其独立特行的研究方法和成就，使她成为中外闻名的屈赋专家。其独特之处，正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那时，与她一起号称“武大三女杰”的袁昌英、凌叔华或与她同租住一楼，或与她比邻而居，陕西街一时文风炽盛，大有名人街的风貌。只可惜“让庐”等旧址不存，陕西街文气尽失焉。
学道街大十字往东至福泉门为学道街，福泉门没了，得再往东至当代新搞的滨江路才算了。这学道街在明代叫馆驿街，是因送来迎往的凌云驿在那个地头的缘故，这在明《嘉定州志》中有载。清代始称学道街，其得名，是因那大街上有一个“学政”监考的试院（今曰考场）。清《嘉定府志》明说：“学政试院在福泉门内大街。”在天朝科举制度下，学政这样的高官很受天朝读书人的尊敬，故尊称很多，诸如“学道”、“学台”等等，不一而足。学道街便取“学道”而名。
清嘉庆十年（年），在知府宋鸣琦主伙时，上川南道治所迁到了雅安，试院迁到了原川南道署（今道门口的老公园），“前试院则改为会府，故学道街更名会府街。”（民国《乐山县志》）又说：“清会府，福泉门内九龙巷右侧，旧试院也。”三说：“旧学政试院在福泉门内大街，清季之会府也。”反复说试院那塌塌变成会府的地盘了，完全是在为会府街得名作解释。
此外，在清《嘉定府志?府城境图》和《乐山县境图》上，福泉门内街上都绘有“会府”建筑示意图，可见会府的存在及其重要的地位，也旁证了会府街得名的由来。百年后，会府在“民国初废，今为民居。”（民国《乐山县志》）但会府街的街名却留了下来。
这会府与试院并非如一些人说的是一会事儿，而是嘉城府、县文武官员和地方士绅每逢皇帝、太后生辰及重大节日时举行朝拜、庆典之所。这在成都、宜宾的古书有记载，说成都会府内还悬挂有九龙横匾，上书“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11个大字；说宜宾会府门侧挂“虎头牌”，上书“会府重地，闲人免进”。成都、宜宾因之都有会府街。
如此，学道街有试院时，名学道街；在试院迁走改建会府后改名会府街，恰如民国《乐山县志》所言。也就是说先有学道街，后有会府街，而不是相反，改名时间当在年之后。民国《乐山县志》街道图上，大十字到福泉门的大街标明的就是“会府街”。但学道街之名一直没丢，民国时，两名并存共用。现在，人们则只认学道街了，看来人们对考场的记忆远胜于给皇家唱颂歌的会府的记忆，以至于乐山城也像成都、宜宾一样有过“会府”的历史都无人提及。
至于街东头临岷江的福泉门在明代是叫定波门的，为明代嘉定州十座城门之一。福泉门好不容易保留了四百多年后，却在民国十六年（年）当局“创新市政，兴修马路”的“旧城改造”下被改得没得底底了，临江的古城墙同时也遭了灭顶之灾，嘉州古城的不归路也就从此开始。
鼓楼街嘉城内大十字往西老街叫鼓楼街，其得名是因街西头有鼓楼一座。鼓楼即嘉定府衙门前的谯楼，谯楼上有报时大鼓，故称鼓楼。鼓楼在明代《嘉定州志》有载：州治“折而东为大门，谯楼其上。”清《嘉定府志》载：“谯楼在府署头门东南中和山。楼额二：外曰‘汉嘉古治’，内曰‘海棠香国’。”清《嘉定府志?府城境图》上，可见到谯楼的形制，是一种过街式门楼，图上并标有“鼓楼”之名，以正视听。其后，随着“嘉定府”成为历史陈迹，府衙前鼓楼消失，只剩下鼓楼下高约5、6米的红砂石砌台基。这台基先是为府街小学牺牲掉了南面的一半，而北面的一半也在去年被沃尔玛扫平，上千年的“嘉定府”从此与嘉城彻底划清了界限。
作为老街，古民居直到本世纪也还有几家。街西的“杨家老宅”据说与近代乐山商业巨头德兴隆号有关，两年前乐山人讨论了一阵该老宅的价值之后，最终，还是让它臣服在沃尔玛之下，只把其名留在了乐山人的记忆之中。不过，对乐山人来说，鼓楼街的记忆更多的是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街上的周家小店“珍珠圆”的珍珠圆玲珑圆润，肉心子、甜心子，一盘三个，叫你吃了一盘想二盘，只是包包里面没钱了。乐山人说，鼓楼街因有此大众美食而名扬乐山。
街上有家前店后厂的乐山糖果厂，“红菊”牌洒琪玛历历在目，即便文化大革命把它革命成了“丰收酥”，也抹不掉它的“红菊”的形像。“丰收酥”换汤不换药，依旧酥松棉软，口感极好。借用李铁梅的话来说——“那是非常好吃的洒琪玛。”“丰收酥”正是李玉和辈低收入家庭也能尝尝的平民糕点。
街中段有乐山第一家像馆“绘芳像馆”。像馆开业于清宣统三年（年），今年正好是它的百年诞辰。年“八?一九”大轰炸遭劫重建后弄得洋里洋气。老乐山人（包括本人上下三代）没有几个没在那里留过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绘芳像馆改革成了“中外合资”的娱乐城，结束了像馆的使命而开了嘉城博彩业的先河，可惜为时短暂，最终变成服装店了事。
嘉城终究是有文化的古城，鼓楼街就有了很有文化的“青云阁毛笔庄”。笔庄的历史可上推到清光绪年间，也就是说百年老店没问题，民国时，门市设到了鼓楼街。据说，青云阁制作的毛笔号称“嘉州名笔”；据说，郭沫若、谢无量、冯建吴、陈子庄等书画名家都赞赏有加。于是，人们另加考证，上推千年，称为“乐山宋笔”，附加了若干似是而非的历史符号，让你无话可说。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鼓楼街还有过一座大岷电影院。放过的电影不老少，什么《天涯歌女》、《出水芙蓉》、《一夜春梦》，中国的、外国的都有。只是放了不到三个年头，就收刀捡卦，赔本出局，确是做了个一夜春梦。年，鼓楼街曾改名“解放路”，文革时又变成了“向阳路”，没有了陈腐的“鼓楼”之名，解放且向阳，名与实相符了。至于年恢复鼓楼街旧名，有人说，那是因为“解放”得过头了。
玉堂街乐山最热闹的一条街是玉堂街，这是郭沫若的评价。从小十字往西，不过半里地。其得名有两说，第一种说法是，这条街上做生意的多，商业繁荣，日进斗金而金玉满堂，街名就“玉堂”了。第二种说法是，清代的年，学政试院迁到今天的公园来了，学政大人多出身翰林，而翰林院因其清贵之选，在宋以后便称“玉堂”，玉堂便成了翰林院或翰林学士的代名词。毛西旁先生因之发明道：玉堂街“此名既有纪念学政试院之含义，也寓祝贺中学堂造就未来翰林之愿望。” 时下，拜金主义热漉漉的，自然第一种说法自然最受本人欢迎，有乐山的一句俗话为证：火烧玉堂街——没夜市（没意思）。就是说，玉堂街生意好得来都搞夜市了。民国三十六年乐山当局评估城区各地段地价，玉堂街居全城之冠，每亩达39万元，而吆鸭儿的铜河碥、铁门坎每亩仅有6万元，地价竟然有6、7倍之差。民国十七年（年），乐山驻军蔡玉龙旅大搞市政建设，把玉堂街整成了三合土路面的宽6米的“马路”，马路两边还弄了个1米多宽的人行道。两边商铺的屋檐也伸的老长，说是好遮风挡雨做生意。“8?19”大轰炸，弹雨一来啥子都挡不住，玉堂街半条街都变成了一片瓦砾。 年，玉堂街改名“中山路”，也来了点“政治”。年玉堂街与东大街合二为一，变成了“玉东街”，于是，玉堂街上一个最行实的饭店就叫做了“玉东餐厅”，成了玉堂街上让我最感冒的一个地方。过粮食关的时候，每经过玉堂街，我辈都要望着它吞清口水。 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处于“文革”的时候，管玉东餐厅的饮食服务公司常在那里办李琼久等人的招待，玉东餐厅关火的头头喜欢李琼久的画，于是李琼久在寡油寡得慌时，就和玉东餐厅做起了一张画交换一二份回锅肉的生意，在那时算是双赢的，当下的人犯不着说玉东餐厅的头头欺负李琼久占了个大大的便宜。除了玉东餐厅，对着老公园的玉堂街口还有一家名气与玉东餐厅有得一拚的明和饭店。这是一家以“周鸡肉”闻名遐迩的饭店，郭沫若赞不绝口的嘉州白宰鸡就是在明和饭店的年代得到了它的顶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店门厨窗中那拔光了毛捆着细麻绳的公鸡已然成了吸引人们眼球的一道风景，让我辈一步三回头。据说，朱老总年到乐山，“周鸡肉”都出台露了一手，虽然朱老总遵医嘱未能品尝，但仍赠送一条白头帕以示对“周鸡肉”的关爱 此外，玉堂街吸引我辈的还有精神粮食公司，即年开业的新华书店。从变成书呆子起，新华书店就成了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对我来说，玉堂街者，新华书店街也。
东大街从小十字到迎春门的老街叫东大街，在明代称“砖街”。明《嘉定州志》载：“砖街，在觐阳门，古人立以砖，今泐。”觐阳门即清代的迎春门，俗称水东门。年当局”创兴市政，兴修马路”，水东门被拆，跟着新兴的马路永远的“水”了。
“砖街”之名，则十分费解。依《嘉定州志》所说，笔者揣测其街街面可能是以砖竖立铺筑，即所谓的“礓磋”路面（俗称“搓衣板”）。这种路面现在的北方庙宇中还能见到，是一种用砖或石棱着砌成的斜坡路道。东大街街面正好是西高东低，砌成礓磋路面以便行人确有可能。果如此，倒是嘉城的一条名副其实的特色街了。清代，大概是路砖全“泐”了，砖街有名无实，便改称东大街，应当是街在古城中心道门口东面之故，这也使它成为嘉城中难得的以地理方位来命名的一条街。
街东连岷江码头，西接市中心，自然是商业一条街。光绪八年（年），乐山杨氏家族起家，开“德”字号之先的“德星隆”百货店就开张在东大街。“8?19”大轰炸，这老“德星隆”随着东大街化为灰烬，陪同而去的还有新“德星隆”、“德星成”、“德星和”等几家“德”字号商店。一个“德”字号拿给日本鬼子弄得伤筋动骨。
“8?19”后两年，街上新建了“嘉乐大剧院”，成为东大街最热闹的地头。年至年，著名的“新又新科社”驻院演出，成为嘉乐大剧院最辉煌的时期。年4月川剧名角陈书舫又前来献艺，更张扬了新又新的名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新又新华丽转身为“乐山人民川剧团”，当年新又新的李勇新、邱福新、赵羞新、石元秀等名角依旧为团中台柱。几年前，剧院先后贴上了“沫若大剧院”、“新又新大剧院”的牌子，院内曾有楹联道：“八岁从艺习昆高胡弹灯《扯谎过殿》去《骂相》《痴儿赶场》《连升店》；六秩人生演生旦净末丑《双拾黄金》来《劝夫》《驼子回门》《做文章》”。联很妙，但那只是名丑邱福新个人艺术生涯的写照。
还是新又新时，盯着新又新热火带来的商机，一位乐山大姐将就新又新剧院旁的自家门面开了家小面馆，店招是——“刘宗秀素面”，用红色繁体字横写在屋檐下木板上。这“刘宗秀”三字就是店主的大名。那时，不少到新又新听川剧的票友成了刘宗秀素面的常客，照顾着刘宗秀素面的生意。
作为老乐山人，刘宗秀素面我自然是去过的，但决跟川剧无关，而纯粹去弄那一碗好吃的面条。现在的老乐山人回忆说刘宗秀素面很正宗，比如海椒是朝天椒花椒是正宗汉源花椒芽菜是正宗宜宾芽菜不是染色面条等等。如此，自然味道巴适。但我现在拚着老命想，也想不起巴适在什么地方。想得起的，倒是那干干净净的店面餐桌餐具和身着白净的头帽围腰袖套的跑堂大姐们。当然，这些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变成乐山县饮食服务公司四门市后的一道风景。刘宗秀素面不管好吃与否，现在是吃不到了。
但与它同在东大街开店的“宝华园”倒是一直坚守着为乐山人民服务的岗位。对宝华园，我多年的印象就是朝大佛回来买一、二两来尝点心的玻璃烧麦或银丝细面，至于“百年老号”、“嘉州名食”的美誉是一点都不晓得的。
泊水街泊水街北起小十字，南至铁牛门。为明代嘉城老街之一。本作白水街，明万历《嘉定州志》可证。更早的明永乐年乌尤寺铜钟有“嘉定州在城白水街”、正德三年（年）灵宝塔石刻题记中也有“嘉定州白水街”的文字，确证本名应是白水街。清以后讹为泊水街，白字多了三点水。于是，有专家将泊水街作为本名，考证说，现在的泊水街不叫泊水街，泊水街原来在铁牛门外，应在铜河边，乾隆丙午大水，泊水街被洪水冲毁后，才移称现在这条街，算是泊水街得名的一家之说。但笔者还是相信白水街是其本名的，史载乾隆丙午大水后在泊水街一带发现了七口水井，笔者据此揣测，这些井中可能有一口井名白水井，街以之命名，如叮咚街以叮咚井而得名一样。
老街有老庙，那就是对着铁牛门的火神庙，庙在街南端西面，石作庙门，额题“荧惑宫”。有门联一副，下联道：“驭赤耀以镇南方文明宇宙”。意思是俺火神爷摆弄火星坐镇南方在全世界建设两个文明。
年，在泊水街火敞坝，蒋焕廷等人集资合股创办了一家在乐山可称第一的专业澡堂了——青衣江浴室，浴室创办人蒋焕廷自任经理。蒋焕廷是乐山仁字袍哥总舵把子，浴室安全有保障，生意自然红火。年，火敞坝另有它用，政府便出资将火神庙改造一番让青衣江浴室便借火神爷的地盘换地经营。庙虽成了澡堂子，但山门依旧，庙内木结构柱梁和布局依旧，符合文物法整旧如旧、合理利用的原则。
公私合营了，青衣江浴室依然经营有方。在绝大多数乐山人不知家庭浴室为何物的三、四十年前，青衣江浴室是乐山平民可以一去的地方。笔者在冬天偶尔前去水泥盆中泡泡，木躺椅上烤烤，愉快地体验“贫民张大嘴的幸福生活”。但那时的我，绝对想不到这一刻的“幸福”，追根究底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袍哥大爷给我带来的。
年法国人利用庚子赔款于在泊水街至箱箱街间占地六十亩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乐山公信小学堂。“九叶”诗人陈敬容6岁进学读的就是这所小学的女校，时当年。陈敬容每天上学从住家的老铁货街到泊水街公信小学堂，一路上得欣赏河对岸的凌云乌尤风光，而这凌云乌尤风光陶冶了这位未来的女诗人，使得她终身难忘。
公信堂小学在“8?19”大轰炸毁掉了，年在原址重建，建国后曾更名为“泊水街小学”，其后又几经改名换姓，最终以“滨河路小学”的校名在嘉城蒸发。
由于街南的铁牛门码头方便了铜河对岸的凤洲车子一带菜农，故民国时，泊水街成了嘉城有史书可稽的一大菜市，与今天机关单位成堆堆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育贤街育贤街为明代老街，其得名，因育贤门；育贤门之得名，因城门外铜河中之育贤坝；育贤坝之得名，因坝上曾有嘉定州学府。明安磐《江城记》载：“永乐中，州学在岸南数十步”，说的就是这码事儿。学府培育贤才，育贤坝因之得名。
这育贤街又名河泊所街，是因明代街上有管理渔税、闸门、堤坝的政府机构“河泊所”。故清康熙《四川总志》载道：嘉定州“河泊所，州治西。”再早，元龙游县治就设于此处，明洪武九年（年），州县合一，有近八百年历史的龙游县才在此消失于乐山版图。到清初，河泊所已撤消，所址成为雍正十三年（年）新设置的乐山县衙门，但到乾隆三年（年）县府就迁到县街去了，只给了它三年县衙门的命。其后，曾经的县衙门又改为嘉定汛千总署。《嘉定府志》载：“千总署在育贤门内。”也就是民国《乐山县志》所说的——“清千总署，育贤门内河泊所街”。
对嘉定汛，或有望文生义者，以为是与河泊所相类机构，其实“汛”乃满清绿营兵建制单位，与河泊所职能完全不同。在清代，嘉定府、乐山县两级政府均不统兵，乐山驻军是归属建昌道的峨边营，峨边营部驻峨眉县城，总兵力人，下辖十汛，分驻嘉定府、眉州十县，驻乐山县的就是“嘉定汛”。有兵28名，长官为千总一员。故嘉定汛署又称“千总署”，俗称“总爷衙门”。
有了总爷衙门的育贤街在道光二十年出了件稀奇事：一只老虎半三更钻进总爷衙门对门一居民家，潜伏在大门内二门外，弄得四邻惊恐万状，忙报千总爷救命。千总即率手下人马围攻老虎，不用刀枪而“揭瓦杀之”。其事罕见，故得载入《乐山县志》物异卷。到“光绪末年，裁撤绿营制兵改练陆军，嘉定汛官兵始尽裁去。”（民国《乐山县志》）
进入民国三年，“以育贤街久裁撤之汛署改修为教养工厂。”专收贫民子弟进行职业教育，河泊所一地从此与教育挂上了勾。年，教养工厂停办，乐山女子初中学校接着开办于此，在第二年入学的女生中，有一位年仅12岁的陈懿范，她在这里改名为陈敬容；她更从这里走出，成为著名的九叶诗人之一。
年，女中校迁到桂华寺；年，乐山县立小学迁入，到年更名为乐山县街小学至今。从元龙游县治到明河泊所到清嘉定汛到民国贫民教养工厂到女子初中校到县街小学，这一切，一直矗立着的育贤门和曾经矗立在小学操场旁的一棵百年大黄桷树是最好的旁证。而作为政府机构的河泊所自然演变成了一方地名，并因音讹被乐山人叫成了“湖泊所”。
但对我这个乐山人来说，湖泊所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它该是一个渔市。因为在年我离家外出谋生前，家里为我饯行，妹妹甩着一双火腿从张公桥到湖泊所卖回了一条墨鱼，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奇鱼。
叮咚街叮咚街从月儿塘至道门口，因街北头有古井叮咚井而来。街南连玉堂街、府街，北接新中国开辟的人民南路。为明代老街一条，但那时的叮咚井叫“高水井”，街名便是“高水井街”，反正都是因那口古井而名。
街自北而南，有坡但缓，实因明以前，是从高标山和海棠山汇聚而下注入古明月湖的小溪的地盘。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海棠山“周回皆植海棠，花时太守必宴赏。花片飞坠，自溪流入城中。”可以说，流入城中的溪流就是叮咚街的前身。明代因溪流枯竭而变成了一条小街。
叮咚井在街北头与老街唇齿相依，井旁，树下，居民汲水洗菜洗衣，甚至有卖豆芽菜的就在井旁就井水发豆芽，成为嘉城难得的一景。上世纪八十年代扩街，叮咚井“被街心”了，撞车的事儿时有发生，最终戴上妨碍交通的帽子被依法搬迁到月儿塘前，尽管只搬迁了上半身。
街中段有小巷一条，名楠竹巷。巷子短，却小有名气。小有名气是因民国时轰动嘉城的王炼镔遇剌案就发生在楠竹巷。王炼镔是民国晚期乐山水警分局侦缉队长、乐山“义”字袍哥舵把子，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袍哥大爷。王炼镔家就在楠竹巷，年初冬的一些天，王炼镔在新又新听完川剧后，带着保镖回家，一路哼着“我要吃得来二昏二昏，脚打漂漂……”刚到巷子口，突然从暗处闪出一个身影，几声枪响，王炼镔一头栽在地上，当场毙命。身为政府强力部门的大员，竟然在自家门口死于黑枪之下，当时的专署、县府大员们莫不闻之色变，即刻下令通缉杀手，限期破案。弄过去弄过来，最后抓了个在水口一带操社会的一个姓杨的小混混敲沙罐了事。如此结案，人皆有疑。新中国后，此案才真相大白——原来王炼镔是被县警察局陆上侦缉队长、同为义字袍哥的舵把子的李成林“黑吃黑”了。
楠竹巷旁，有年设立的乐山县图书馆。那时馆舍仅平米，藏书近万而已。年，嘉城名士王畏岩还当过一任馆长，长了它的脸面。年重建为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馆舍扩大至多平米，藏书也近四万。到年迁走为止，近70个年头，这小小图书馆都是吸引嘉城书呆子们的地方。笔者读中学时每当学校放寒暑二假，这叮咚街的图书馆就成了我假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我还保存有当年从这个县图书馆所借的一本书，书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可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红色。
相比图书馆，位于街南端的代销旧货的“大中寄卖店”似乎更能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杂七杂八、花花绿绿，算得上叮咚街的另类风景。从年创办于土桥街，20年后三迁而最终落脚于叮咚街，一度还打着“国营”的招牌，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作过四川省文物商店的代销点，自谓见证了乐山自清末以来典当行业的发展史，在嘉城典当行中算得独领风骚。但到九十年代天朝视“节约为陋习”后，“大中”便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最终关门大吉。而叮咚街在失去了叮咚井和“大中”后，叮咚街便再也没有风景可言了。
县街县街，又称“西大街”，大约是因为它在道门口之西的缘故。其名得之较晚，已是大清乐山县衙门从育贤街迁来本街的那个年头之后，即在天朝乾隆三年（年）江吴鉴任县太爷之后。 清代的县街除这牛逼烘烘的县衙门外，出名的还有府城隍庙和县城隍庙。民国《乐山县志》载：“府城隍庙、县城隍庙均在县治西。前清定制，每月朔望日由知县行礼如仪。”即每月初一、十五县大老爷都得规规矩矩到庙里给城隍老爷送上一盘盘冷猪头羊头肉，求城隍老爷保佑嘉城黎民百姓。 年天朝教育体制改革，县城隍庙开办了乐山县官立蒙学堂，成为乐山县第一所初级小学。蒙学堂有位先生姓刘，郭沫若初到乐山参加完小学考试后过河朝大佛，还到凌云山背后的这位刘先生家中去过，大约还蹭了一顿饭才了事，刘先生也因此得留名于郭沫若的大作之中。其后，川军第八混成旅旅长蔡玉龙驻防乐山，“创兴市政”，经营城市，把府城隍庙“卖与内外九团矣”。（民国《乐山县志》） 清晚期，县街是以客栈出名的一条大街。史载：“光绪初，外藉人陆续来乐，初寓居县街客栈。”（民国《乐山县志》）洋大人是很给它面子的。刘光第在光绪十年（年）农历五月来乐山游历，也住在县街西头的衡镒栈。那时的县街被他称为“西门大街”，但这条“西门大街”没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说：“由府街绕道回寓，街途门道，妇女喧杂，雏妇二七，尚事嬉游，风俗殊恶。城乡顿异，良用慨然。”这是因为他前两天路经凌云乡时，感叹于乐山乡下“风近古朴”，农民“种桑饲蚕，植树放蜡。务本之图，乡民颇识。”绝对没有那种人都是十四岁的“半劳”了还成天到晚泡在网吧里的事。如此城乡对照，当然是“良用慨然”。 郭沫若对县街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他在《我的童年》一书中说，读嘉定府中学堂第一学期时，与帅哥汪君来了回同姓恋，一次在县街同学家中喝酒打牌睹钱吵架，最后回不了学堂，就与这位汪君在县街头的一家小客栈共宿一夜。这，成了他中学时代最“放荡”的那段时期中最“放荡”的一夜。一学期“放荡”下来，其结果，“我的修身分数是在二十五分前还打了一个负号的。” 到我们长到与郭沫若差不多同龄的那个年代，县街的客栈早已没了名气。记得的，是街东头一家专营面食的馆子——北味春。所营面食中，记得住的是它的小笼包饺。小笼包饺五角钱一笼（另加全国通用粮票若干两——四川省粮票也作），一半是包子，一半是饺子。小竹笼中，精致的包子和饺子下垫着一层匀匀的松针。于是，包子和饺子就有了松针的清香，松针的清香和包饺的纯正也就永远地留在老乐山人的脑海中。
中土桥街从大十字到小十字的老街名中土桥街，明代已载于方志，《嘉定州志》曰：“土桥正街，大十字南。”土桥街之得名，乃因一座桥——土桥。州志载：“小十字，接土桥。”言之凿凿。这小十字的土桥可能用了土砖修筑，故得“土桥”之名。故老相传，小十字地下有一座平桥，俗称为“土桥”，桥后来没了，土桥街名却留了下来。
中土桥街似乎一直是条商业街，清府城境图上的中土桥街既无官署衙门，也无寺观庙宇，民国时仍旧如此，能见到的都是民宅商家。年，“德”字号的“正味斋糕点铺”就创业于此街，乐山名点洒琪玛则是正味斋为乐山美食文化作的贡献。8?19大轰炸，正味斋在劫难逃，重创之后，于年迁至学道街，经营到年才消失于嘉城之中。其在中土桥街的旧址在新中国建国后若干年成为嘉城著名的面食馆——卫生食堂（以“食堂”为名，多半是年城乡大办公共食堂时的产物）。卫生食堂专营面条饺子之类的面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乐山人的钱包都有点癟，卫生食堂的清汤面便享誉全城，因为一碗只要8分钱（二两）！
到上世纪40年代，中土桥街一度还成为乐山的金融中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美丰银行、川康平民银行等均设在中土桥街。
但对读书人而言，民国时，土桥街最吸引眼球的的并非正味斋的那些银行，而是永言书庄和昌言书庄。永言书庄是民国时嘉城最大的书店。年开业的时实为商务印书馆嘉定经理处，为夹江人周渭滨创办。昌言书庄则是周渭滨四弟周季滨于年创办，是中华书局在嘉城的经理处。两家书庄实为兄弟书店，门对门的在中土桥街中段经营。8?19大轰炸，书庄被毁。其后永言书庄重建西式楼房一座，并兼营文具、体育用品。
永言书庄旧址在年新建了一座电影院——人民电影院——人民万岁了，“人民”很时髦，就像当下改革开放了，“国际”很时髦一样。据说这电影院新建所用木材是来自杜家场楠木园的楠木，尽管杜家场的楠木园在抗战时，是西迁乐山的武大师生颇为赞赏的一处园林。后人说说，砍伐古树名木而用于人民的电影院，不好也好。“人民电影院”五个字的书写者是小有名气的书画家刘朝东，五年后，他却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了右派分子。
人民电影院刚建成的当年10月，就放映电影《白毛女》，次年3月再次放映，观众前后达4万人次，盛况可谓空前。须知当时乐山城区人口，连吃奶的娃儿算在内，也到不了4万人口。这样火爆的场景，我辈只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依稀见过，那是电影院放映当反面教材的日本电影《三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和《啊！海军》的时候。但，那只是机关头的人才能看的内部片子，不过，老爸是机关干部的王同学却看了，后来对我们吹道：“那三本五十六真神，电影一开头就是他在樱花下的游船头上拿大鼎，电影煞搁坐机被击中，这老几神色不变，手扶军刀坐着一动都不动。真神人也！”他忘了那是个军国主义分子了！王同学的民族立场出问题了。
上土桥街
上土桥街可能是乐山城有名可稽的最老的一条街。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嘉城唯一一条街头名“小市北街”，据考证，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上土桥街。明《嘉定州志》载有“布市街”一条，推断下来，就是今天的上土桥街，民国《乐山县志》说“麦市，城内土桥街”，大约主要就是上土桥街。明代卖布、民国卖麦，跟中土桥街一样，乃商业街一条。 作为商业街，在清代至民国，街上做的最大买卖是白蜡生意。著名的聚兴蜡行在上土桥街经营多年，在清末民初盛极一时。年又与紫云街的协兴蜡行强强联合为“白蜡总行”，掌控了乐山白蜡市场。直到“8?19”大轰炸后才走向衰退。 民国时，上土桥街最轰动的一幕年的“打海关”事件。年，重庆海关在嘉城设立分卡，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定于5月21日开关。消息一下，各界愤怒。到5月21日，几百名群众拥向海关，将办公室打砸一空。“税警团”赶来，开枪朝群众射击，当场打死一人，伤一人。驻军“三二补训处”又赶到，驾起机枪对着群众。仁字袍哥总舵把子蒋焕庭等人闻讯而至，一看要出大事，蒋焕庭一屁股坐到机枪上，高喊“打不得……打不得……”同时劝散人群了事。“打海关”事件迫使海关推迟6月11日才正式开关，并减少了税种，降低了税率。当然税还是要交的，战时消费税呀！当局说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的，能不交吗？ 也就在年，乐山县女中迁到桂华寺。女学生们的出现，为上土桥街增添了或多或少的文气。晚一年，李琼久也在街面开了一家苏裱店，自名书店曰“墨苑”，一直办到年，是其落拓生涯中值得记录的一段。 但上土桥街最值得一提的是，那条街上出了个当代中国第一比丘尼隆莲。隆莲本名游永康，年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是当过省督学的嘉州名士游子九，祖父、外祖父均非寻常之辈。隆莲小时只读了一期的小学，但却靠家学成为一代才女。民间传说她成人后持其才智参加乐山县长选举，见选举舞弊，顿觉尘世肮脏而遁入空门。其实，她只是在年参加了四川省政府县长“第三梯队”考试，三场考试下来，均是第一，得了个“西蜀才女”的美誉。但“德”上有疑点，结果未能进入第三梯队，当了个普通的公务员，在政府网上玩了几年QQ后，终在年于成都爱道堂削发为尼，遁入空门。 第一比丘尼自有第一比丘尼的水准，试读大师的劝世诗《未必五首，诃五欲也》： 其一，未必钱多乐便多，财多累已自招魔。阮囊何时堪羞涩，富有恒沙是佛陀。 其二，未必芳菲始是春，枯槎老干见精神。近来学来平心法。罗叉当前化美人。 其三，未必名高位便增，泥中曳尾羡庄生。青山断发成长往，不识人间有转轮。 其四，未必肥甘便永年，饭蔬饮水乐吾天。道人自有长生诀，物与民胞即是仙。 其五，未必清闲便是仙，金仙原是火中莲。骄阳当午池塘静，映日荷花别样鲜。 “骄阳当午池塘静，映日荷花别样鲜。”当下的中国人，在几个悟得到，又有几个愿意去悟大师作于年有诗呢？
板厂街·盐关街
板厂街从萧公嘴至东大街，是临岷江的一条老街。据说街上开设过木板厂，街因之得名。街既临江，码头是少不了的，有点名气的要算新码头和柑子码头。新码头最出名一件事，是解放前夕，刘立平烈士在此被枪杀。当局公告原定地点是在萧公嘴，因刘立平在押往刑场途中，表现得很革命，便临时决定在途经的新码头将他枪杀，让在萧公嘴等待了半天的上千“看客”们败兴而归。
柑子码头因堆放外地船运来的柑子而得名，开创于光绪七年的嘉城唯一的一座清真寺就重建于此，时在年。本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新中国，拆去顶层变为一楼一底的小青瓦楼了。楼虽然简陋，但至今仍是乐山穆斯林的圣地。
盐关街是接板厂街北端的一条东西横街，因清代街上设有盐税关卡而名。街西段又名“喊当街”、“叫当口”，民国时街上有不少小当铺，质押期满期后三天的“死当”大多被转让给估衣店当街叫卖，提一件，报一价，再提一件，再报一价，卖完为止，喊当街、叫当口因之得名。民国《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又写作“成衣街”，其得名或许就是估衣店喊当的“死当”基本上都是衣物吧。
但喊当街最火爆的一天却是光绪二十三年（年）的端午节，那一夜街上突发火灾，自家烧个精光不说，连带烧及校场坝、板厂街、铁货街、后河街、上河街、中河街、下河街及迎春门外居民，直至第二天中午才止。总计烧毁居民余家，是乐山有史记载的最大一次火灾。
盐关街很火爆，还因街上有座四圣宫。四圣宫是较场坝的“神”，辖区较场坝一带水码头大，是嘉城烟、酒、糠、麻、白蜡、药材的集散地，大商号多。“较场坝土地”管得宽，四圣宫筹款便容易，乐山的炎帝会每当四圣宫接会做“会首”时，办得最为气派。扎“神宫”，办“会戏”，仅游街“高桩”、“平台”就多至十八台，真真的当了一番大爷。
四圣宫对面有人称乐山名食的“永善公”豆花。永善公的创办人叫黎渊如，“永善公”取意于“永远善良公正”。豆花从推磨、烧浆到点制都非常讲究，注重本味，同时凉办白肉、腊肉、香肠颇具特色，“冒儿头”也很实在。传说年朱老总到乐山，吃了永善公豆花后大呼过瘾，一口气连喝了四、五碗豆窖水，并送黎渊如一盒中华香烟以表谢意。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碗豆花七分钱，凉办白肉三角钱一份，且可买半份，真格的平民馆子。笔者一次前往，吃到的是嫩豆子推出来的绿豆花，于是，永善公就给我留下了“绿色”的印象，直至今天。可惜的是，“永善公”早已淡出嘉城，没几个乐山人知道它了。
那时，盐关街还有一家午时粑店。午时粑实乃叶儿粑，传说该店做的叶儿粑每当县衙门鸣放午时炮县官退堂时才开堂出售，并包送县衙官员，午时粑因之而名。今天，叶儿粑没在嘉城消失，消失的只是午时粑之名。有午时粑之实而无午时粑之名，令人叹息。
顺城街
顺城街，顾名思义是顺着城墙的街道。在嘉城，就是顺着明代拱宸门经福泉门至迎春门的一条街。街分南北两段。嘉城以北为上，故北段称上顺城街，南段称下顺城街。此外，北段又称西顺城街，南段又称东顺城街——明明是“南、北”它却来了个“东、西”。原因何在？原来是因“大江东去”的古蜀人地理观念作怪，将这顺着岷江（即大江）的街道也“东去”了。
老街所“顺”的明城墙在年“创兴市政，新修马路”时被连根铲除。这一伟大的创举却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本以城墙为安全屏障的城墙外的河街居民商家无墙可防，夜不能寐了。于是，众议“为谋公共安宁，预防危害起见”，“修筑公墙以防大患”。
事关稳定，当局不敢不作为，得牵头完成公墙修筑的事儿，并留下石碑一通，至今尚存，即嵌在公墙南端的民国十八年“乐山县知事公署和县公安局布告”。“布告”下旧有太平缸一口，缸上刻有“太平缸”、“光绪二年冬”、“三街公立”等字，前些年“创卫”，太平缸作为文物被大佛寺文管所收藏，搬到了凌云山上供游人参观去了。
修筑此段公墙费用主要来于城墙濠基转让所得，同时采取了谁受益谁出资的政策。同时，顺城街街面也作了修建，费用则由城内住户承担了。现在，这有着80多年历史的，有着特殊意义的公墙尚存三段，均是用片儿砖建成的“斗墙”，共约30米长。墙顶做成两面坡顶，以走雨水。墙砖或模印“上河街公建民国拾八年”10字，或模印“永不建筑摆摊”6字，要市民们自学遵守，免得找城管的麻烦。
民国时，东顺城街有家著名的会馆——安福会馆，年，它第一个在乐山试办电影院，放的是“默片”（无声电影），近一年的无声换来的是“无声胜有声”，在乐山文化建设史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后，24军又在安福馆成立“嘉叙雷马屏峨保商事务所”，下设四个大队保护商运，安福馆成了物流保安公司。“8?19”大轰炸，安福馆未能幸免，从此消失于嘉城地图上。
在年，财大气粗的乐山“德字号”杨氏兄弟做慈善事业，在顺城街租一家民宅开办了一所孤儿院，招收孤儿30多名，并“教育兼施”，办成了一所学校。次年，为扩大学校规模迁徐家碥新建，改名为“乐山孤儿院附属小学”，校门横匾“孤儿院”三字则出自赵熙之手。几年下来，办学有方的这所“孤儿院”居然成为乐山城数一数二的一所名校，当然，是个小学档次的。年，“德字号”衰落，杨氏兄弟淡出，学校改名为“乐英小学”，名誉董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劼人。新中国，政府接管，改名“嘉乐子弟学校”，就主要招收嘉乐纸厂职工子弟了。
箱箱街乐山人看东西有点扯拐，一个把大人都装得下的棺材叫做火匣儿，而只装点糖果糕点的盒盒儿却叫成箱箱。因此，乐山地名“十不得”中就有了“好个箱箱装不得——箱箱街”，把嘉城街名调侃了一番。
街名可以调侃，街的历史可得有根有据。查明《嘉定州志》，那时街已经有了，叫“新察”，清代，不新了，就叫“察院街”了事。再后，又叫厢厢街，直到民国，或写作箱箱街，就是我们现在可用来调侃的街名。查厢之义，有“城外靠近城门一带地方”之意，厢厢街靠近城门（迎春门、会江门），但却在城内，这就把我们弄糊涂了。如此，我们就只好相信箱箱街之得名，是因为那条街上有做糖果糕点用的盒盒儿了。在正经场合，比如县志上，还是用察院街的。比如民国《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就写作“察院街”，厢厢街（箱箱街）似乎只是个俗称。民国《乐山县志》还载：“北门外之公信堂被毁，政府乃购城内察院街民宅以作赔偿，而教学日多……察院街公信堂并立有学校。”既说出官方定的街名叫察院街，还告诉我们公信堂办有一所学校，这就是乐山有名的教会学校——公信堂小学。公信堂小学占地达60亩，是年法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学校从箱箱街起至泊水街止。分男生部、女生部，男生部的校门就在箱箱街。九叶”诗人陈敬容6岁进学读的是这所小学的女生部，时当年。陈敬容每天上学从住家的老铁货街到泊水街女生部，一路上得欣赏河对岸的凌云乌尤风光，而这凌云乌尤风光陶冶了这位未来的女诗人，使得她终身难忘。
公信堂小学在“8?19”大轰炸烧毁了，年在原址重建，建国后曾更名为“泊水街小学”，其后又几经改名换姓，最终以“滨河路小学”的校名淡出嘉城。现在的箱箱街还能引人注目的，只有乐山名食之一的游肥肠和饱受磨难的会江门。游肥肠据说开创于清咸丰年间，距今已有百多年历史了，“百年老店”当之无愧。原在较场坝，今在箱箱街北头，已是在国家注了册的品牌。碗豆粉丝肥肠汤是其传统菜品，笔者所知并领略过的，也就这一菜品。嘉城百年老店屈指可数，故“游肥肠”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会江门在箱箱街南端，古代当三江之会，故名会江门，又名三江门。在铁牛门成名之前，会江门一直是嘉城最有名的城门。清代，城门边尚有古荔枝树一株，王渔洋有诗道：“侧生一树会江门，水递年年进大番。”清代诗人又有“会江门外江之津”、“会江门外水平铺”等吟咏。让后人对会江门神往不已。就这样一座好端端城门，在年底，被一个财大气粗的单位毁掉大半。现在还被那单位的铁栅栏包围，从旁路过，不说谁也不知道，“侧生一树会江门”、“会江门外水平铺”的意境就更不要想了。
御史巷嘉城与名人最有缘分的巷子，是御名巷。
御史巷的由来有两说，第一种说法与明代著名的“嘉定四谏”之一的监察御史程启充有关。程启充为正德三年()进士，任三原县知县，官升御史。武宗朝时，数谏政事，斥责滥冒军功、冗官、冗兵、冗费之弊，直言宦官之害。后得罪奸臣，先后充军辽阳、蒲河、锦州。嘉靖十六年()赦免还乡，死后葬于市中区苏稽镇杨坪村。程启充墓保存至今，墓前有碑，为咸丰三年（年）程氏后裔所立，现已列为乐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相传程启充家就在这条小巷内，先后罢职回乡的另外“嘉定四谏”中的另外三位御使也常在程家聚会，小巷故名御史巷。
另一种说法是，御史巷得名是为了纪念“嘉定四谏”中的另外一位御使徐文华。徐文华为正德三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不久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贵州。数进直言，不为所用。正德十一年（年）被罢官为民，正德十六年（年）起用为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年）以业绩德行卓异入朝任大理寺少卿，因直言上谏，两次停职。嘉靖六年（年）下狱，发配辽阳，逢大赦，行至静海病故。穆宗时追认为左金都御史。徐家世居御史巷所在的城南铁牛门一带，徐文华人称“铁笔御史”，御史巷因之得名。
由于御史巷紧连“婺嫣街”，而据考证，婺嫣街因明代有两位美女而得名，这两位美女就是程启充的先后两位贤妻，由此旁证了程启充家就在这条小巷内。此说艳而丽，故第一种说法成了御史巷得名的主流说法。
民国时，巷子内住进了一位叫王畏岩的名士。我们知道王畏岩是通过郭沫若的《我的童年》中郭老的五嫂，郭沫若在书中说，“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她长我不过一两个月的光景。”是一位发才复额的大家闺秀。王畏岩遣人到郭家替女儿说亲，论年龄与郭沫若相当，但郭沫若那时已定了婚，他五哥的未婚妻刚好又死了，“于是五嫂就同五哥定了婚。定婚没两个礼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郭沫若最后下结论道：“一切都是姻缘。”
王畏岩一生当过九峰书院山长、乐山县教育会会长、乐山县图书馆馆长、《乐山县志》纂修，又从事红十字会的慈善事业，先后任红十字会乐山分会议事长、会长，得到了“德泽桑梓”的金匾。他自我评价说：“既不肯摧眉折腰以事权贵，复不能沾体涂足以效老农，人呼学究，自号书佣。”年郭沫若奔父丧返乐，还专程拜访了这位年过八十的王老先生。值得一提的是，凌云山登山道旁大肚弥勒的“大肚而容，容天容地，于人何处不容；开口便笑，笑古笑今，世事付诸一笑”一联就出自王畏岩之手。
今天到御史巷，还能见到一座清代魏家院子深藏在巷子中，其旁，隔一道高高的风火墙是民盟等乐山八家民主党派扎堆办公的大楼，折射着中国的政坛的一大特色。
铁门坎巷铁门坎巷在明代称“学堂街”，因在嘉定州学府前而名。清代至民国时称文林街，其得名，或以为是纪念“嘉定四谏”之一的程启充，因为程启充的文官散阶正是“文林郎”，街因之而名。但认可此说者聊聊无几，大多数人还是认可取“文人如林”之意而得名之说。
因为在清代，那条街上有文庙、有学府，更有著名的九峰书院。文庙、学府不用说，单说九峰书院。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初名高标书院，嘉庆七年(年)知府宋鸣琦重建，“因明旧名曰九峰书院”（《嘉定府志》）。
九峰书院人才济济，有解元李嘉秀前来主讲，有中国道教西派初祖李涵虚前来攻读，有晚清著名经学大师廖平、乐山名儒王畏岩先后来当山长，清末民初大儒赵熙20岁时到乐山，也进入九峰书院深造。如此这般，一条街上自然是“文人如林”，文林街当之无愧。
新中国不叫文林街叫成了铁门坎巷，这，实在有点冒名顶替。这样说，是因为本来铁门坎实有其地，并与今之铁门坎巷是“邻居”，即今铁门坎巷往陕西街走的右侧山坡上乐山印刷厂内——我们不妨称之为“老铁门坎”。
老铁门坎传说是因有巷子内道观有一根“铁门坎”而得名，巷子依老霄顶，颇具形势，清代有清虚宫、吕祖祠，与老霄顶一样，是道家的地盘。清末，吴氏家族建祠堂于巷子内，人称吴祠堂，依山取势，宛然风水宝地一处。祠堂内亭台楼阁、花木重重，故有吴家花园之别称，一时为嘉城之望。祠堂有长联，上联道：“茫茫万景，与君家道子图何如，烟销日出，爽气西来，一声矣乃过祠堂，使呼起前人，画不尽汉嘉山水”；下联道：“落落三贤，望彼岸苏公楼宛在，铁板铜琶，大江东去，千古英雄留胜迹，任平分此地，别撑开吴氏亭台。”风景与吴道子画相比，人文以苏东坡为喻，富顺名士杨子宜把吴祠堂捧到了天上。
民国时，吴家衰败，吴祠堂便另作他用。年，国民政府新编第九十八旅整训就借用了该地。也是民国时，老铁门坎有过教会“内地会”，并办过学校，担任乐西公路警卫任务的军委会交通警备第三支队第二团也曾驻扎铁门坎9号。借此地，在新中国的年，乐山印刷厂建厂于老铁门坎，从此彻底改变了老铁门坎的面貌，最终让老铁门坎消失在嘉城的街道图中。
不过，今之铁门坎巷的高望山庄似乎还能想见当年老铁门坎的一点风貌，山庄地处老霄顶下，老霄顶又名高望山，故山庄取名“高望山庄”。当年山庄有厅堂有厢房有花园，树木花草枝繁叶茂。站在山庄，三江汇流、凌云乌尤，尽收眼底，与吴祠堂所见差之不远。但今天的高望山庄，仅剩得龙门子一道，西客厅一间，零落萧条，当年风光荡然无存了。
九龙巷
嘉城与地方官员有缘的地名，是九龙山下的九龙巷。九龙巷之得名，是因巷尾山头上有一座九龙祠，祠又名龙神祠。供奉的是乐山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隋嘉州太守赵昱。对此，清《嘉定府志》有载：“九龙祠，城内九龙山上，祀隋太守赵昱。”
史载赵昱本峨眉县人，16岁就到青城山悟道，学水遁剑术。隋大业六年，年仅26岁的赵昱当上了嘉州太守。到任后，正好遇上九龙滩江中老蛟为害，嘉州洪水成灾。他便率甲士千人及水手一万余人，在岷江两岸鼓号声中，操刀潜入水下与蛟恶斗。一会儿，江水尽赤，岸石半崩，吼声如雷。只见赵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水患立即平息。州人顶戴，事为神明。几年后，遇隋末大乱，弃职隐去，不知所终。赵昱走后，嘉州又涨大水，水势汹然，人们自然想念起了这位父母官。顷刻间，只见赵昱在青雾中骑着白马，在几个猎人的簇拥下，扬鞭出现于波浪之上，“州人争呼之”。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排除了斩蛟的神话后，实质上人们是把赵昱认作了乐山的治水英雄，一位民心所向的抗洪的太守官。嘉城有九龙祠作为他的专祠可谓得其所哉。一条巷子因之而不在是寻常巷陌了。
因九龙祠，山名九龙山，山上除龙神祠搞祭神外，还不断兴学办教。明万历年初，知州钟振就创建了九龙书院。清乾隆十七年（年），县令陈为光改建九龙书院，是清代乐山的第二所书院。嘉庆七年（年）书院再次改建，更名东岩书院，“以邑有山名东岩也”（《嘉定府志》）。其建筑至今尚存，成为四川罕见的书院文物。
光绪三十二年（年），乐山开办电政局，就在九龙巷。民国时，公家的单位来往驻扎者不少，诸如担任乐西公路警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警备第三支队第二团第一营、乐西公路石工总队部，解放乐山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也曾驻防九龙巷。你来我往，九龙巷颇为热闹。
但最热闹的时候是新中国的年春，从高北门桂花寺迁来了乐山县第二中学校，教室或在巷子内，或在九龙山上龙神祠院内。从此，九龙巷山上山下，熙熙攘攘，直到年，从九龙巷迁到乐山文庙为止。
乐山二中在年从县女中改名变来，本为女子中学，故被人戴上了“妖妖精精”的帽子。当年，嘉城有民谣调侃乐山城四所中学道：“勤学苦炼是一中，妖妖精精数二中，调皮捣蛋是三中，过河过水到四中。”一中是西蜀名校，故冠以“勤学苦炼”的高帽子，三中从乐山县男中而来，自然是“调皮捣蛋”，四中在岷江河对岸，城里学生去上学得“过河过水”也。
护国寺巷
护国寺巷因护国寺得名。民国《乐山县志》载：“舆地纪胜云，龙游县倚郭。当今城北江滨护国寺，东岳庙故旧名龙游寺。此隋末徙治之龙游县署也。”又载：“东岳庙，城北嘉乐门外，一名龙游寺。中有杨展公像，俗称护国寺。”也因龙游县署之故，所在山丘也称龙游山。又因街在在德全街（半边街）背后，又称“德全后街”，民国《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上就是这个街名。民国时，护国寺也供起了炎帝神像，是五位炎帝老爷中的三老爷，杨展公像不知被扔到哪里去了，世道一变，谁还记得保护过十万嘉州黎民的明总兵呢！
民国二十三年（年），川军陈八师第15旅长、嘉城城防司令谢勖哉（外号谢啷吧儿）和黄远模兴办慈善事业，从教育入手，在护国寺办起了一个“平民工读社”，谢啷吧儿自任社长，收乞丐、孤儿等70多人，上午读书，语文、算数、体育、音乐；下午做工，糊纸盒，打草鞋，来了个半工半读。最多时，就读学生达二百人左右。谢啷吧儿又在工读社内将就旧庙子正式办起乐山首家电影院，放映的首部电影是黑白无声片《火烧红莲寺》。电影院还兴坝坝电影，档子背后也设观众席，没有坐凳全是站票，当然票价半折。谢啷吧儿还反封建，在乐山发起妇女不缠脚运动，自编《放脚歌》唱道：“背时脚、倒灶脚，妈妈苦逼女儿包小脚。白天包起倒容易过，黑啰包起睡不着！”
抗战暴发后，年，国内一家著名的国防工厂“普益经纬公司”内迁，落户于护国寺，把平民工读社连同他的电影组赶到了任家坝。公司称“川南保险伞制造厂”，成为乐山最引人注目的内迁工厂，直到年抗战胜利后迁返。
但护国寺好像总是与教育有缘，保险伞厂刚迁走，一所罗马天主教会在乐山办的德声中学就买下了工厂的一幢厂房和一幢办公楼，又新建一幢一楼一底的教学楼，办起了德声中学男生部，并于年春季招生开学。年，原在铁牛门的女生部并入男生部，更名为“乐山县第一初级中学”，直到年迁到苏稽更名为“新桥中学”直至今天。
同时，在民国时，外城镇中心国民小学校也办在护国寺，后改名为乐山小有名气的半边街小学。该小学出过一位科学家，那就是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潘龙驹。笔者有幸在半边街小学读过一学期，该以潘龙驹校友自居了。
年，国家号召大搞民办教育，护国寺新办了乐山城区民办一中，年改名“嘉乐民中”，文革来了，在年改名“东方红民中”，最后成了现在的乐山五中。但这五中于我，只是定格于我作为学生家长躬着背聆听着儿子的班主任老师教诲的那一刻。
泌水院街泌水院本是清代形成的一处风景小区，清嘉庆《乐山县志》载：“泌水院殿后左隅二池水颇清冽，嘉庆八年商民捐资修葺廊舍并凿山为亭，足供游眺。”清人赵佩湘有诗道：“四围迭石规模好，三两环流结构宜。偶尔迟衡泌水下，山林城市合题诗。”嘉州堪称山林城市，泌水院有一份。郑成基则有“泌水院观鱼”诗云：“曲栏小院一泓泉，泌水谁名自昔年。僧已白头能好客，花留红蕊竞春妍。为怜胜迹邀仙侣，无那游踪信俗缘。俯景临池如澈悟，可知濠濮意同禅。”泌水院确是“胜迹”一处，但又是“僧占多”。
泌水院以“水”胜。传说清光绪年间，李嘉秀考中解元时，泌水院溪沟中曾有“亮虾”出现。亮虾“尾如萤火，夜则明若列星。”因此，李解元对泌水院情有独钟，有诗道：“秋雨凌云树，春风泌水花。”将泌水院与凌云山相比。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邓家山下来一沟清澈的溪水仍在巷内石板路边缓缓流淌，溪边小院鳞接，花木时露，成为童年的我对泌水院的最美的记忆。
泌水院出名的庙是炎帝庙，嘉城炎帝会供有五位炎帝老爷，炎帝庙就是大老爷的本庙。民国时每届炎帝会，炎帝庙都要热闹一阵子——直到遇上了“打菩萨的王团长”。王团长大名王麟生，年，作为乐山城防司令的他，成了一位反封建迷信的斗士。当年正月十五日发布告向封建主义宣战，首要之举就是在乐山各地打菩萨，还亲自编了首《打菩萨谣》大造舆论，道是；“一貌堂堂，二目无光，三牲供养，四肢无力，五脏不全，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在无用。杀！”泌水院炎帝庙自然首当其冲，炎帝大老爷木头脑袋被锯了下来，放在黄包车上游街示众，乐山的炎帝会也从此寿终正寝。
民国以来，泌水院住过不少名人。如在北平任过警察局长退职回乡并当过嘉定府中学堂老师的黄泳裳，年郭沫若还亲自到泌水院拜访。任过七所中小学校长的帅蕴德，也曾住家泌水院多年。当代人熟知的书画家刘朝宗更是泌水院的名人，他家的小院一直保留到泌水院被改造为商业步行街之时。刘朝东在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到沙湾中学管制劳动，有才，得任图画、音乐教师。但文革一来又受批斗，曾画一画，三只鸟站在电线上，一只鸟飞离电线。革命群众批曰，四只和平鸽少了一只，乃“三和一少”之意，敢与苏修一唱一和，刘朝东狗胆包天！
民国时起，泌水院里里外外都办起了工厂，制药厂在巷尾，肥皂厂在巷口，炎帝庙先后变成了火柴厂、皮革厂，泌水院从一个风景区变成了工厂区。古庙、老院与新厂房交错，成了泌水院的一道新景观，石相堂公馆的“绣楼”也便矗立于制药厂内，直到新世纪泌水院被改造的那一天。
里仁街
嘉城最雅的街名，当数里仁街。街名从《论语》“里仁为美”句而来。街沿竹公溪，南起横街子（今名张公桥街），北至牛儿桥。古代走雅安大道多经里仁街，故县志记为“上雅州路”。因此竹公溪，明清直至民国，都是著名的嘉定豆腐产地，或可称为豆腐一条街。里仁街豆腐作坊多，豆腐用竹公溪水磨浆，所做豆腐细嫩绵软，据说豆腐揣在手上不会破碎不说，还可用谷草拴上提着走，因此，买竹公溪豆腐是可以不用碗的。
民国时，乐山两大工厂——华新丝厂（新中国称“五丝厂”）与嘉乐纸厂都与里仁街结上了缘。两个厂都是后门朝着里仁街，朝着竹公溪。于是，竹公溪水尽其所用，然而，反过来，竹公溪又成了工厂倾到垃圾的地头，当年五丝厂的炉灰炭渣直倾溪岸，溪对岸竹溪村良田沃土便日渐萎缩却也无可如何。以邻为壑，成了同学们对五丝厂此举的评论，尽管不起任何作用。
街南临竹公溪有火神庙一座，规模虽小，但新中国物尽其用，改作了小学校。新社会的人不喜欢“里仁”之名，而称以相邻的演武街名名“演武街小学”。文革一带，随着张公桥改名为革命桥，小学名也便革命成了“革命桥小学”。
街北临竹公溪则有大庙一座，即张爷庙。庙子供的是张飞张爷爷，故规模就比火神庙大了好几倍。庙内两棵大黄桷树至今犹存，昭示了当年供奉张飞爷爷的景况。张爷庙在新中国也变成了学校的地盘，但不是小学，而是一所中学——乐山第三中学，一所从男中改名而来的中学。其后三中停办，乐山印刷厂占领。最后，变成了一职中的地盘，已是年的事。
张爷庙正儿八经的名称叫“张桓候祠”，清康熙《四川总志》载：“张桓候祠在关庙后，参议张能鳞重建。”张爷庙是紧挨关帝庙的，有小巷子一条相通，名米市巷。民国《乐山县志》载：“米市，城外老关帝庙。”指的就是这条小巷子。新中国，这巷子仍旧以关帝庙农贸市场的面貌存在了几十年。文革时，关帝庙市场一度改名为“新生市场”。但其后没有新生，而是市场不再，只留下了米市巷街名一条，让我辈回味当年与农民讨价还价的乐趣。
关爷庙借关圣人的威风，在民国时曾作过一次刑场。但杀的不是人，而是一条猪。说是嘉城内新码头街一位姓万的喂养的老母猪产猪仔四头，“内有一怪形者短嘴长腮，毛长耳大。天晴时同日斗光，天阴时乱啼怪叫，道者验为‘妖气’，请政府拿办。当年四月一日晨，专员派人付洋四元三角将此小猪买去。当日正午时分，凶凶团队押解‘猪妖’如杀人状，到关帝庙处以大辟之刑，把‘猪妖’斩首示众。”总的来说，里仁街还是到民国时才成了气候，故街上有点派头的老房子都是民国时中西合璧的建筑，现今尚存的王家院子就可让我们一睹这中西合璧的民国民居建筑的风貌。
铜河碥铜河碥，今滨河路水西门至肖公嘴段，是临大渡河的一条老街。其得名，因大渡河又称铜河；铜河得名，则因大渡河边之铜山。民国《乐山县志》解释道：“水之名铜河，亦以此（铜山）。”
街上多庙宇，有火神庙、王爷庙、天后宫……王爷庙本名紫云宫，清末驻过兵。年，在萧公庙与嘉定府中学堂的学生们打架的，就是驻在王爷庙的绿营兵。那一场斗殴之后，学生又在学校闹起了风潮。结果，郭沫若等8名学生被学校斥退，令郭沫若终生难忘。抗战暴发，王爷庙办起了“四川儿童保育院乐山分院”，收留沦陷区儿童，成了难童的学校；年，成为乐嘉中学初中部，都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年，办起了公共食堂，名“上游食堂”，取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可惜食堂解决不了肚子的问题，不几年上游食堂就幺台了，仅留给铜河碥一段荒唐的有关肚皮的历史。
天后宫紧靠王爷庙，是清代乐山城内最著名的庙宇之一，清《嘉定府志》有载：“天后宫，在丽正门内。”是府志“府城境图”上所标明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庙宇之一。民国时，办过丝厂、办过学校，也驻过兵。年，三青团乐山分团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就在天后宫召开，武大历史系教授方壮猷还到会讲演，其后，天后宫便成了三青团乐山分团部所在地。这些都是新中国建立前的事了。
新中国建立后，天后宫成了嘉城的贫民窟，这贫民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住进了一位贫民，他就是李琼久。李琼久的天后宫生涯令人唏嘘。成都画家苏国超年去拜访，有文记道：“天后宫是座落在大渡河边上的一座破败的庙子，老师就住在右侧不到十平米的破烂阁楼里，楼板有的部分已腐朽，尽管轻轻下脚，也有要垮的感觉。破庙挡住小窗，本来就很矮小的阁楼，十分昏暗，全靠瓦房上安了几匹玻璃亮瓦采光。一张旧方桌当画桌，一个木箱，两把旧竹椅，一只小木凳，一张床和一只马桶，这便是老师的全部家当，所有的用具都很矮，看来是和低矮的阁楼配套的。楼下有一间四家人共用的厨房，做饭时，煤气直冲阁楼。”这让苏国超大为感叹：“我真没想到在我心目中所崇拜的老师就是在这种生活条件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作出当时让人们耳目一新的作品。”
那时的李琼久还只是个大佛寺的临时工，拿着每天一元二角的临工工资。篆刻家杨允中特为李琼久刻了几方印，印文分别是：“白屋”、“城镇居民”、“烟熏楼”，道尽了李琼久的穷困潦倒的处境。再后，“城镇居民”李琼久在天后宫又干起了画外贸出口产品“竹帘画”的活路，大画家成了一员画匠。一幅画从1元2到8角不等，以此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年，天后宫被拆除，天后宫与李琼久的故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皇华台
皇华台之名，初见于明代。嘉定老乡彭汝实《北上门记》载：“独北上一门，旧在高标迤北，塞将军、皇华两台之厄，以临江流。固亦要会矣哉。”北上门即今高北门，可知皇华台紧依明城墙高北门。
到清乾隆二十年，《县令陈为光德政记》又载：“嘉州城东隅皇华台，旧有九龙祠。”所谓九龙祠即今之龙神祠，可知从明代到清乾隆年间，皇华台指的是龙神祠所在地。那时，负责迎宾的馆驿就设在那地儿，即“唐宋馆使臣处也。”（嘉庆《乐山县志》）馆驿街（今学道街）因之而名。“皇华”为古时对天子派出使臣的尊称，取自《诗经?小雅》“皇皇者华”。那地头称之“皇华台”自在情理之中。明《嘉定州志?街道》又载：“柴市，沙坝、接官亭，涨则皇华台。”接官亭当是馆驿建筑之一，道出了馆驿街与皇华台相邻的关系。
到清嘉庆年间，凌云驿北移出城，今天的皇华台才粉墨登场，取龙神祠之地而代之。县令袁凤孙《建杨候祠记》载：“得城北皇华台，新立其屋，设专祠以奉之。台临岷江上，三龟、九顶森列左右。”这杨候祠即杨公祠，清《嘉定府志》载：“杨公祠，城北红花台，祀明副将杨展。”告诉我们今之皇华台原名红花台。或许，因“皇”、“红”两字音近而将皇华台移称红花台了。
其时，皇华台前有承宣桥，故嘉庆《乐山县志》载道：“承宣桥，北门外。”其时，杨公祠旁另建有昭忠祠，“祀阵亡弁兵”。今皇华台72号仍存一古建筑，老乡说，那是座古庙，至今还有供奉菩萨的神坛。笔者考察，老乡所说不误，这皇华台72号说不定就是杨公祠或昭忠祠遗存。
那时，老皇华台仍见于方志，嘉庆《乐山县志》就说：“皇华台，城东北，唐宋馆使臣处。”康熙《四川总志》载：“节孝祠在黄花台，祀州烈女。”同治《嘉定府志》也载；“黄花台，城东北。”只是把“皇”字写成同音的“黄”字去了。
民国二十年，红十字会所在皇华台建一高楼，“相其地势，颇与当时澄江楼相近，因仍名曰澄江楼，俾复宋代之初建名云。”用心良苦。而年皇华台改名红花台，那大约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了。年，地名普查，红花台又回归旧名皇华台，其后，与皇华台为邻的老铁河街也并入皇华台街，皇华台地盘变大了。现在，皇华台街名犹在，一座开发商新建的楼盘居然就名为“皇华台”，牛逼烘烘的招摇于嘉城之内，造成乐山地名的混乱，盗名欺世，于兹为甚。
珠市塘草堂寺珠市塘之名初见于民国，今人写作“洙泗塘”，解释道：该地“过去有一塘，取洙、泗二水为名。”而相邻的草堂寺，则因古代建有草堂寺而名。
对珠市塘和草堂寺，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一书中有祥细的记载：“母亲的异母的二姐嫁在珠市塘的张家，我们叫她是张二姨娘。二姨娘的家在城北的外城之内，已经带有几分乡村的风味。家的前面是一片草坪，听说那便是珠市塘了。草堂寺就在家后不远的地方，从那儿有一沟溪水向珠市塘流来。”看来，郭沫若是不相信“取洙、泗二水为名”之说的，尽管很有“文化”（孔子教弟子于泗、洙之间，因以指其设教之所）。
老乐山人中有一种说法，说那地头本是个买卖生猪的市场，“珠市”者，“猪市”也，这又太没“文化”。更有甚者，说本作“猪屎塘”，并说这才合乎乐山人的发音，只是在年嘉定城防司令谢勉迁居到该地后，方改称“洙泗塘”。但最终落在民国《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上，就是“珠市塘”三字，算是官方“地名办”的审定结果。
郭沫若所记录的“一沟溪水”直到上世纪中期还存在，小溪从得胜门外大丛林等山溪汇聚而来，溪水水清见石，游鱼四见，临溪而居的居民至今还能回想起他们小时候赤足下溪用撮箕捉鱼捞虾的乐趣。作为池塘的珠市塘郭沫若语焉不祥，但同时也保留下来，五亩方塘与新辟的嘉定南路紧紧相依。一塘池水随季节或涨或落，直到后来成为公交公司的停车场，进而变成了今天的温州大厦。
抗战时兴办复性书院的马一浮初到乐山，就住在珠市塘，直到迁往乌尤寺为止。所住小院有民国建筑风格，至今尚存，算得名人旧居一处。
草堂寺之得名应是因该地旧有“草堂”之故。现在草堂寺后面山崖上摩崖刻有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年）的《栖岩》诗一首：“万里西风送马蹄，栖岩回首翠烟低。未谋荀息先趋赵，窃笑田单独下齐。怪石有形龙已去，落花无语鸟空啼。谁知天与英雄恨，远望云山返故基。”落款为“草堂主人。”诗人取“草堂”为号，证明当时当地的小地名确实是叫草堂。因此，清代所建寺庙便称为草堂寺。
但草堂建于何时？有传说是因杜甫曾在乐山居留之时仿成都草堂而建，时当唐永泰五年（年）。此说虽好，但无从考证，故存一说。
草堂寺曾在光绪九年（年）重建，民国《乐山县志》载：“草堂寺，在得胜门内，清光绪甲辰（年）改作学校。”改建时拆了山门戏台，把大殿作为教室。郭沫若就读乐山，就在此读了一年小学。寺中有送子观音院，院中的童子像“是从前的和尚对于祈求子息的人的一个骗钱的工具。”这使不安分的郭沫若等学生义愤填膺，于是，破坏寺中的偶像成了他们“一件更专心的工作”，弄得居士婆婆们抗议不断。
年郭老返乐，寻到草堂寺，有诗道：“依然碌碌一庸才，廿六年后始归来。何处海棠香讯在，草堂寺内几徘徊。”其后，草堂寺又作为国民党乐山专署及保安司令部，在新中国，先后成了地区合干校、民族干部学校、地委党校、草堂民中乃至部队营房，直至现在的草堂高中。年，剩下的大殿、后殿又被学校拆除，“草堂寺”石碑也不知到落到那塌塌去了，“草堂寺”最终只能作为一个地名留在嘉城的地图上。
嘉定南路（上）这是一条无老街之名，却有老街之实的街道。说它无老街之名，是因为嘉定南路在年才出现在嘉城的地图上；说它有老街之实，因为考证下来，它在明代就有了，这有明万历《嘉定州志》为证。州志载：“走马街，北门外长街。”明代古城北门即今高北门，高北门外的一条长街非嘉定南路莫属。
民国《乐山县志》也载有“走马街”，但说它在铁牛门外，乾隆丙午大水时被冲毁。原文是这样的：“按丽正门外旧有走马、半边二街。”笔者以往也如此认为。但今日看来，民国《乐山县志》或有误，这走马、半边二街应在高北门外。乾隆丙午大水，造成岷江水逆行数里，民国《乐山县志》载：“北关外武庙土人刻甲子（年）水痕于屋壁，今更倍之。”是为明证。咸丰《天全县志》载：乾隆丙午年五月十六日辰时，“嘉定府东门城上惊观大水，人众如堵，倾刻墙崩，落江者不计其数。”跑到迎春门上看热闹的人玩儿大了。由此可知岷江水逆流，破坏之大。而岷江岸受其冲击自在情理之中，所谓走马街北、半边街南的“大缺口”应当是二街被冲击后形成的缺口。今天把大缺口写成“大曲口”实在是掩盖了这一重要历史。
明代的走马街到清代变成了9条相连接的短街，即盐市街、紫云街、兴发街、麻布前街、走马街、德全街（半边街）、三圣街、惠珉街、圣水街。在民国《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上，除德全街外，均一一注明。盐市街因有盐市而名，民国《乐山县志》载：“盐市，高北门外。”是为确证。紫云街则因有紫云宫得名。兴发街是因传说街上的一家生意兴隆的大酒店，街便被称为兴发街。麻布前街顾名思义，是因街上有麻布市之故了。走马街当是明代保留下来的街名，也是笔者认为走马街不在铁牛门外的证据之一。
老街出名人，解元李嘉秀就是出生在走马街大缺口的人，地质学家潘龙驹则是民国时出生在走马街的人。乐山的第一盏电灯也诞生在走马街，那是年的事，是嘉裕电气股份公司的50千瓦发电机的杰作。
德全街因有德全庙而名，德全庙早先供奉刘、关、张三结义兄弟，后只供奉武圣人关公，便改称武圣祠。德全街俗称半边街，大概就是乾隆“丙午大水”冲毁临江半边而形成以后的“半边”街道，并不是因街临岷江一面无民居之故。乾隆“丙午大水”以后，这半边街仍因洪水时常垮塌，故半边街临江建有河堤，称“刘公堤”。事载民国《乐山县志》：“刘公堤在嘉乐门外，沿江西岸，道光庚子邑宰刘用宾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半边街西面坡上还有两座明代石椁残墓直面大街，可见明代的走马街还是荒郊野外的“北门外长街”。
半边街没出过名人，但抗战时有名人寓居。57号住过武大教授、文学院长陈源和他的夫人、“珞珈三女杰”之一的凌叔华，街西水井冲住过朱光潜、叶圣陶等大家。对这些，半边街居民不晓得，晓得的是一个段子：“一块半老汉子儿，走拢半边街，摸了半角钱，买了半块饼子，吃得半饱半饱……”
嘉定南路（下）
年起，政府开始拆这北门外长街的民房以扩街，时断时续，进展迟缓。直到年，在“大跃进”的风暴下，在9月21日，在地委、县委两位书记李志琛、卢殿存的指挥下，一夜之间将高北门至张公桥共户私房全部或部分拆除以满足扩街需要。笔者在圣水街的老家就在那一年退掉了近三分之一。从高北门到张公桥一路取直挖平拓宽，除兴发街成了背街外，老街们大多还是留在这条新街上，当然，只是街名而非旧貌。
拿武圣祠来说，昔日祠外一棵二、三百的大黄桷树浓荫蔽天，今天，祠不存，连黄桷树也消灭了。只留下一个武圣祠的地名让人追忆。
三圣街得名其实也因这武圣祠（德全庙），庙中供奉有刘、关、张“三圣”，街因而得名。德全街、三圣街两条街都与武圣祠脱不了关系，只一在武圣祠南，一在武圣祠北而已。三圣街北有座三圣桥，三圣桥对着惠珉宫，街便名惠珉街。惠珉宫又名川主寺，始建于明代，供奉李冰父子，载于明《嘉定州志》。今天，川主寺早已不存，三圣桥则埋藏街道之下，只剩新改的“川主寺巷”的地名聊作记忆。 圣水街往北学地头有下观音寺，下观音寺中有圣水井一口，寺又名圣水寺，街便称圣水街，笔者老家就是圣水街号。年退街后，临竹公溪一边仍保留下了一溜老居居，虽然拆掉了临街一部分。街对面依山的四合院、天教堂等一扫而光，成一片空荒之地，在“粮食关”的时候，父亲见缝插针弄了一块自留地，萝卜、厚皮菜帮我家度过了那困难的年头。再后，空地上建起了“高楼大厦”：嘉定饭店、乐山影剧院、乐山汽车站、大众饭店……其中，“乐山影剧院”、“乐山汽车站”名均出自郭沫若之手，算是寄托了郭沫若的些许乡情。
临竹公溪的老民居远不能跟街对面的新楼房相比，但比吃伙儿，老居居的饭铺、小店却较街对面的大众饭店占上风。尤其是张公桥头、邻居袁绍武的血旺儿，5分钱一大碗，本色本味，黄豆芽、化猪油、香葱、芽菜、花椒、红油碟子……不摆啰。
当然，还是记得街对面惠珉宫遗址上建起的乐山汽车站，就是一、二十年不变的到成都4元7角的票价。老家对面的嘉定饭店，那时觉得“危乎高哉”，记得天主堂遗址上修的影剧院，则是年乐山文工团的川剧交响乐《大渡河》，因《大渡河》，圣水街居民知道了刘平安的二胡、“盐巴儿”的小提琴。他（她）们一时成了圣水街的大名人。
不过，圣水街居民说得最多的还是圣水街的小名人，如四类分子周炳章。在广大革命群众监督劳动下的周炳章日复一日的干着街上最脏最累的活路，遇到正在干活的他，革命群众时或高声问道：“周炳章！累不累？”“是累（四类）！是累（四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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